其实，汉朝，对外的统治力还是有目共睹的。

就连现代西方的一些历史辞典里是这样形容汉王朝的：汉帝国以国力强大、对外扩张、持久的强盛统一而称誉西方世界！

在很多西方人的眼里，汉帝国是罗马帝国称雄之时唯一能与之对抗的帝国！

而在我们东方，汉帝国无论是强盛还是没落之际都对周边国家保持军事上的优势，使周边国家不敢对汉帝国不敬！

对外族战争的时候，两汉国力方面还是非常强劲的。

每当中原王朝衰弱之际，外族的入侵也会相伴随之而来，很多王朝亡于外族，例如宋朝，例如晋朝，例如明朝。

但是大汉王朝，即使在国家四分五裂、诸侯割据一方，仍然能吊打四方蛮夷，在国际上和军事上保持保证一种强势地位。

汉朝之亡，亡于地方豪强士族，中央势微难以辖制。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读史的时候对于东汉的评价，便是“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

这句话的意思是，历代政权的更替一般都是因为国力衰弱，军队无能，导致外敌入侵而灭亡，唯独东汉是因为国力太强盛，最后内部争权夺势，造成三足鼎立的状态而亡。

其实以史为鉴的话，这个评价是非常到位的。

自从汉武帝北击匈奴，卫青霍去病开疆辟土以来，汉朝一改汉初弱势，对于强大的匈奴只能和亲的对策，开始强势崛起。

无论是西汉霍去病的封狼居胥，还是东汉窦宪破北匈奴，登燕然山，刻石记功。

中原王朝无论是国力还是武力都一直远先周边势力。

在西汉和东汉期间，武将的偶像是卫青、霍去病这样因功封侯的战将。

甚至一个小小的西域都护府副校尉陈汤，竟然都敢带着几国乌合之众的四万人就直接矫诏攻打占据西域的匈奴单于，并且吼出了“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文人的偶像则是凿空西域的张骞，以外交使者身份直接在楼兰斩杀楼兰王的傅介子，东汉一人平定西域50余国的班超。

汉朝的朝堂上虽然内斗厉害，外戚和宦官轮番掌权，但是对外则是毫不手软，无论文臣武将在对外的时候都在践行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就算是到了诸葛亮口中倾颓的桓、灵二帝，东汉依旧有着号称凉州三明的段颎、皇甫规，张奂。

这三人便如同救火队长一般，一旦羌族和鲜卑族有叛乱，立即就被调去边疆抵御、镇压。

而只要这三个人一出马，便是战无不胜，故此东汉末期虽说已经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也还能维持着表面上的强大。

然而在表面的强大下，大汉朝却已经是暗流涌动，皇帝看士族不顺眼，士族看宦官不顺眼，继而看皇帝，看整个朝廷不顺眼。

羌胡看汉人不顺眼，汉人也与羌胡矛盾重重。

打了几十年却也只是打得府库空虚，依旧解决不了问题。

在连年的消耗下，整个大汉帝国已是危如累卵，直到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到来。

可以说几百年下来积累了赫赫声威，等到东汉末年，中原大乱的时候，各地的割据诸侯们只是把匈奴、羌族、百越族等当作兵源和炮灰。

“国恒以弱灭，独汉以强亡”的汉，主要指向汉族，如东汉末年的曹操诸葛亮孙权等。

东汉王朝的强，多强在民族，当地方强过中央，当豪强大过朝廷，王朝怎能不亡？

不过即便如此，东汉末年的皇室没有实力，各地军阀通过镇压黄巾军起家，实力也都比朝廷要强，他们对外的力度，一点没有松软。

白马将军公孙瓒，曾经打的乌桓看见他就望风而逃，曹操也曾征伐乌桓，击杀乌桓蹋顿单于。

原本历史上的蜀汉也曾吊打孟获的等，孙权对吴越的山地部族，也是一顿好打。

公孙瓒麾下著名的白马义从就是在匈奴人身上刷出来的声望；

西凉马超振臂一呼，羌族就得乖乖听话；曹操平定袁绍后，北击乌桓，最大的困难是找不到路，找不到水源。

等有了向导，张辽率领的前锋都可以一战击溃乌桓王蹋顿单于集结的大部队，甚至阵斩蹋顿。

据三国志记载，斩杀和俘虏了足足有二十万人。汉朝军阀的攻击力可见一斑。

至于说南方的百越部族、五溪蛮等就更惨了，无论是刘备还是孙权，都通过武力胁迫或者是利益诱惑，都征召了很大部分的百越人出来当兵征战，《三国演义》中，孟获、沙摩柯等都是耳熟能详的蛮族将领。

刘备麾下山地战精英的无当飞军，兵源的重要组成就是蛮族。

对外战争，在东汉末年乃至后来的三国鼎立时代，大部分其实都算得上是胜利的，这才是“国恒以弱灭，独汉以强亡”的由来。

所以说，在东汉一朝，对外的武力威慑一直是非常强悍的存在。

东汉的灭亡，不过是因为内部斗争失衡，先是桓灵二帝不顾朝政，后来又是黄巾起义、董卓专权，最后导致汉朝失去人心群雄并起，最终亡于曹丕之手。

纵观历史，那些外族少数民族的再次崛起，一直要等到西晋八王之乱，司马氏互相攻杀，纷纷勾结外族，这才引发了中华历史上最黑暗的五胡乱华一幕。

东汉外部的忧患，显然就是西部的羌族部落，和北方崛起的鲜卑部落。

至于北匈奴，早在汉和帝时就被大将军窦宪给灭了，南匈奴则实力弱小，最多算是汉朝的小马仔，即便是集其全力，

关键还是西羌，到了汉中后期，羌族因为东汉的制度内迁进入了凉州，想要汉化这些异族之人。可是凉州的羌人有没有被汉化不知道，凉州的汉人倒是被羌化了。

从后来凉州之地的汉人韩遂、马超等人的作风来看，显然这些凉州汉人早已没有了中原汉人礼义廉耻的观念。

正因为凉州这种胡汉杂居，难以管理，再加上羌族人民风剽悍，所以东汉中后期，羌族叛乱之事，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