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昌云完全理解杨虎城目前的处境，在陪着杨虎城沉默了一会儿后就道：“杨主任，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参与和认同，西安事变是不可能妥善解决的，你们提出的八项主张也落不到实处，相信你们已经和共产党方面有了磋商。我认为一旦共产党最后确定了策略，你们就要开始联合进行和蒋介石的正式谈判了，而一旦进入这个阶段，我作为广东特使的使命就已结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就此彻底脱身，我向杨主任和张副司令保证，以后到了需要我们的时候我还会出面，我们绝不会置朋友的困难于不顾。只要你们能够坚持抗日的信念不变，要钱我们可以出钱，要枪我们可以给枪，如果日后需要容身之地，我们敞开大门随时以待。”

杨虎城此时已挺直了身子，待谢昌云把最后一句一说完，他就将手朝扶手上猛力一怕道：“有谢特使这一席话，我杨虎城还忧虑作甚？谢特使，多的话我也不说，等会儿我向你敬酒三杯为谢！”

“后辈不敢，斗胆愿陪杨主任同饮三杯！”谈论政局对策可以对等，但在礼节方面，谢昌云自不敢拿大。

当夜十一点多，刚睡下的谢昌云被当值的卫队长李廷秀唤了起来。

原来是王以哲有急事求见。

问明原由之后，谢昌云便跟随王以哲来到了张学良的府邸，与张学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

会谈中谢昌云除再次陈述了与和杨虎城会谈时的内容之外，还向张学良透露了部分广东目前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并就张学良所担心的问题向他做了三项承诺：

一是如果中央军继续西进，只要其越过华县，广东将立刻出兵威逼南京；

二是西安事变如能和平解决，广东将尽快为东北军补充装备，并帮助东北军进行整训；

三是局势平稳之后，广东可无限接纳东北的流亡民众和学生，并作出妥善安置。

张学良对此表示了满意和感谢。

与张学良会谈结束之后，谢昌云又在张学良引见之下与蒋介石的顾问端纳见了面，并做了短暂的交谈。

也许是受了广东拔得头筹的启发，也许是看到了西安事变大有逆转的希望，西安这个原被认为的是非之地，从事变的第四天——也就是十二月十五日起，就有各方势力和团体的代表开始陆续抵达，这些代表不一外乎是在张、杨面前力陈自己的主张，其中主和者占据了多数，而且主和者的代表在到达西安之后，都很快的与广东特使进行了沟通。

一时间，广东特使团的住地小西院成了外省各路大员聚集的中心，车辆往来、人员进出，使谢昌云和方鸿进频频忙碌于接洽应酬之中。

就在这时，上海《申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篇题为“昔日赤色战将，今天和平使者——本报特派记者何欣怡对广东赴西安全权特使谢昌云将军采访录”的文章，把本已风头正劲的谢昌云推上了云端。

采访录精心设计了一些列的提问，顺延着风霜岭勇炸碉堡、粤赣边擒虎房虎、第一次离开红军、广东大展宏图、于危难时刻再返红军、黔西北两战川军、乌江畔险擒吴奇伟、金沙江百里漂船、昼夜兼程血战泸定城、率前锋翻越大雪山的过程一一展开。其中不乏惊心动魄，更有艰苦卓绝、九死一生，与其说是谢昌云个人的风华人生，细细品来实则是一部红军的征战史实，竟为共产党和红军博得了不少喝彩与同情。

如不是政局动荡和谜一样出现的谢昌云被众多人所关注，这篇对共产党和红军多有赞颂的文章几乎没有发表的可能。

当被问到为什么两次当红军但又两度离开时，谢昌云答到：第一次离开，主要是我觉得自己所学知识不够，想利用被暂时闲置的机会到外面吸收更多的知识营养和换一个环境锻炼自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先生亲自答应了我的请求。第二次离开，是我经过在外面的磨砺之后，感到救国救民并不局限于在哪一个政党，而是要看在哪里能够把自己所学更好的发挥出来，以使自己能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做出更大的奉献。以红军目前的条件，我留在那里只能部分的发挥在军事方面的能力，所以我再一次选择了离开。其实也不能说是再一次的选择，因为我第二次回红军前就做了这个打算。

又问：那么你当时留在广东不回去不是更好吗？要知道红军当时面临的环境极为险恶，你随时都有回不来的可能。（这是何欣怡特别加上的一句真心话）

谢昌云又答：共产党和红军是中国政治力量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代表了相当大一部分人的利益，同时他的存在对妄图实行单一政治的人也是一个制衡，对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那个时候我选择了和他们一起为了生存而战斗。同样，我认为现在只有蒋介石委员长又担负起领导全国抗战的能力，所以在他遭受危难的时刻我也还是来了。以上都是我在不同时刻做出的不同选择，是以中华民族最高利益为标准的一种选择。

再问：谢将军，那你现在到底是倾向国民党呢？还是倾向共产党呢？

再答：现在不能下定言，对两党的主张我都有赞同之处，最后要看实际实行的结果。在现阶段，一切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团体或个人，都会受到我的尊重。

文章传开之后，各方反应之剧烈可谓是百态丛生。

不可思议当然是最为普遍的想法。

戴笠则恨不得给自己一嘴巴。最不可能的地方就是最可能的地方啊！

粤军将士们这才知道了谢总参谋长竟是百战余生，敬佩之心犹然更烈。

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和武官史迪威，分别将译好的报刊内容传回了国内。

谢昌云昔日在东吴大学的一些同学都羞愧的低下了头。

何雅君的流水浸湿了报纸，然后与同样是泪流满面的张湘茵抱作了一团。

宋美龄、宋子文则叫来已返回南京的端纳，又一次听了他对谢昌云的印象。

日本驻华特务机关迅速派出人员全面收集谢昌云的资料。

而在西安小西院，写人物专访似乎写上了瘾的何欣怡，趁着中午小休一会儿的时间，正在央求谢昌云介绍她去采访张学良和杨虎城。

“欣怡姐，以前专访都是根据我们的需要而事先设计好了的，现在你硬要去采访别人，我怎么知道他们愿意不愿意。”谢昌云觉得为了这件事去找张学良和杨虎城有些不妥。

“你不去找怎么知道他们不愿意？我看你就是不想帮姐姐的忙。”虽然俩人都穿着毛衣躺在床上，但谢昌云还是感到了何欣怡胸前故意压过来的柔软。

“好吧，你先通过正式渠道联系一下，如果不行我再出面去找。”经不住诱惑的谢昌云终于退让了一步。

可到了下午何欣怡却兴高采烈的回来了。

“小弟，不用你去找了，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都已经答应接受采访了。怎么样，姐姐厉害吧！”何欣怡抬头挺胸，向刚送客回来的谢昌云炫耀起来。

“什么？都答应了？”谢昌云很惊讶！要知道张扬二位现在可都是百忙之人。

何欣怡小嘴一撅道：“你还不相信？今天晚上七点半是张将军，明天上午十点半是杨将军，连时间都安排好了。”

谢昌云彻底无语！

实际上除了《申报》的发行量、以及何欣怡以前一些重要报导的影响之外，张学良和杨虎城手下的情报部门也不是只拿钱不干事的。对谢昌云与何欣怡之间的关系，人家没两天就大体上了解的差不多了，虽然没有那么细致，但起对码俩人是几年的干姐弟、又一直住在一起这一条，还是十分清楚。

而何欣怡通过了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及后来对的周恩来的采访，基本上奠定了她业内擅长重要人物专访第一人的地位。

通过几天频繁的活动，谢昌云除了和各地代表广泛交流之外，也与一些地方的代表就将来在重大问题上进行相互通报或协商，达成了一些意向性的协议。同时谢昌云对这些省份或地方经济结构的优劣、潜在的发展能力、以及近年之内可能面对的问题做的初步的分析和推论，也引起了这些地方不同程度的重视，纷纷相邀谢昌云前去进一步指点。

而正在这期间谢昌云又去看过陈诚两次，不但再没受到任何监视和限制，而且还见到了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大员，并向他们介绍了西安目前的局势以及广东和各方的努力情况。

就在谢昌云西安呼风唤雨、春风得意的时候，他先后接到了毛泽东发来的电报和张学良转告的消息：

周恩来即将到达西安。

毛泽东在来电中还道：我党对西安事变和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已发生重大转变，务与恩来同志一晤。

由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已成为了主导之势，张学良和杨虎城也表示了对此的赞同，南京的“讨逆军”迫于各方压力暂停了军事行动，剩下的就是当事方坐下来怎么样谈判的问题了。

所以广东特使团的初始目的已经达到，呼吁和平的使命已经完成，再继续滞留西安便有过度干预之嫌，于是谢昌云和方鸿进便决定见好就收，并已于当天上午天由方鸿进率领大部随员先行返回了广州。

本来谢昌云也已做好了离开的准备，并在西关机场备下了一架飞机，准备等确定周恩来到达之后就马上飞离西安，所以并没有与周恩来会面的计划。不止如此，他早知道叶剑英等人已来到西安，连住在哪里他都清楚，但并没有主动找上门联系。

因为西安事变并未偏离历史轨迹，自己在中间横插了一杠子，借机走出广东、扩展了人脉、捞足了政治资本，同时也为毛泽东在中共内部增加了不少分数，而且也会使中共领导今后审慎的看待苏联的“国际主义立场”。

该得到的都得到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主动再与中共接触，未免有显弄自己的先见和为自己摆功的嫌疑。所以谢昌云不想在进一步表现自己了。

但是毛泽东在来电中已经提出了要自己与周恩来见面，谢昌云也只得遵从，并利用周恩来到达之前的这段时间做了一些准备。

天刚黑的时候，情报处西安组组长张之杰亲自来报告，从张学良专机上下来了七八个陌生人，是由张学良的一个秘书亲自陪同，为首者留了一脸长胡子，很像是中共的首领周恩来。

谢昌云点点头道：“应该是。给你们增加一个临时任务，以后要多留意也没有对周先生安全上不利的消息，如果有，就直接以我的名义通知中共在西安的人。”

谢昌云原计划第二天再通过张学良与周恩来联系见面的时间，可没想到，当天的半夜周恩来和叶剑英就先找上门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