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姐是不是出去了？”谢昌云对着立正在面前的麦德彪问到。

“报告副司令，何大小姐已经出去一阵了，说是要到街上去采访游行的人。不过长官放心，我已经请外面站岗的十七路军派了两个弟兄跟着了。”

也不知道麦德彪用了什么手段，这么一会儿工夫就和在院子外负责外警戒的十七路军称兄道弟起来了，估计不是塞了钱、就是在一起谈女人谈的投机了。

虽然谢昌云心里对麦德彪的安排还是很满意的，但他并没有直接表露出来，而是对麦德彪道：“南华公司的分号离这里不远，等会你带人跟二妮子过去弄一些皮帽皮靴皮大衣来，让晚上当值的卫士们穿上。”

“长官真是体恤部下！”麦德彪心里一阵感动。

可谁知谢昌云紧接着又板起脸道：“另外时局紧张，到了别人地盘上都给我规矩点，别尽想着沾花惹草的事。”

谢昌云说完摆摆手示意麦德彪下去，自己走出门一拐，顺着外廊来到了正厢方鸿进的住处。

又回到外面屋檐下的麦德彪却是一脸的郁闷。刚才何大小姐出去前也说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害得自己送何小姐回来之后就躲开那个清纯的丫头远远的，现在长官又接着来了一通，“难道我刚动了点念头就写在脸上了？”

麦德彪一哆嗦，不由下意识的使劲揉了揉脸。

谢昌云就召开广东特使团消息发布会一事与方鸿进仔细商量了一回，就把发布会的准备工作都交给了他，然后回到了自己房间里，坐下来起草当晚要发给毛泽东的电报。

跟毛泽东怎么说呢？

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实际上早已形成了同盟关系，在张学良和杨虎城周围的亲信中不但中共地下党员遍布，而且中共的高级干部如叶剑英、李克农等也曾多次出入西安。这就促使张学良和杨虎城萌生了利用俄日矛盾，通过中共的关系来获得苏联支援的幻想，否则纵使张学良、杨虎城抗日求存之心再切，但也难有冒险发动兵谏之胆。

所以中共即使没有参与事变，但也应该是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蒋介石被捉的消息，陕北的保安（中共中央及红军总部驻地）亦如前世，现在肯定还沉浸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杀蒋之声已成众口一致。

接下来，就是红军主力南下紧急驰援东北军和西北军，准备共同迎击入陕“讨逆”的国民党中央军。

只要把陕西的大门关紧，只待国际援助一到，西北三方联合的一片大好天地就算形成了。杨虎城可保地盘不失，张学良有望打回老家，共产党则可春风又生，可谓是各得所利。

这一切实际都是寄托在了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国际的全力支持之上。

但其中关键就是不论中共、还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谁都没料到莫斯科竟在其后几天突然措辞强硬的公开谴责了西安事变，斯大林并亲自起草了共产国际给中国支部指示，要求中共要和平解决事变，并把“反蒋抗日”的纲领调整为“联蒋抗日”。

于是在仓促之间紧急调整对策之后，三方的步调才逐渐统一到了在达成一定协议的基础上释放蒋介石这个总的方向上来。

斯大林的决定显然是从维护苏联安全利益的目的出发，权衡了中国和世界形势之后做出的，不管其动机如何，但确实是解决西安事变最好的一个出路。

谢昌云觉得应该到了促进中共用更广阔的视野，在重大问题上独立的分析判断形势、制定政策的时候了。这不仅对现在还是对将来，对中共还是对自己，都有着极大的益处。

思路一开，谢昌云就奋笔疾书了起来。

当晚八点整，广东特使团的消息发布会在小西院中院的会议室准时召开。

经何欣怡以及《申报》住西安记者和广东记者们的联络串通，来自外埠和西安本地媒体的二十余名记者参加了发布会，西北剿总和陕西绥靖公署也特意派了新闻官员到场。

而且不知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在发布会开始前，有几名自称是东北流亡学生和西安本地学生代表的人也要求进场旁听，谢昌云听说之后就让卫士把他们放进来了。

再加上特使团部分的随员也在场，一间近三十平米的会议室倒也差不多坐满了。

而身着呢料军服、佩戴少将领章端坐于发布席上的谢昌云，一开始就引起了那些不认识他的与会者的注意，并不断有人在窃窃私语。

主持发布会的广东官员在方鸿进示意下宣布广东特使团消息发布会开始。当介绍到广东全权特使、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广东省保安副司令、广东省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谢昌云将军时，会议室里的掌声和更多的议论声同时响了起来。

谢昌云用手示意让大家平静，然后坐下来用纯正的官话口音道：“女士们、先生们、同学们，欢迎各位前来出席我们的发布会。下面我将发布广东特使团声明。众所周知，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了我国东北五年有余，继而又把侵略魔爪伸向了包括绥察、平津在内的华北地区，致使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再一次到了危急关头，从而也进一步加剧了我们国内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矛盾。而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所发动的兵谏，正是这些矛盾激化到了极点的产物，其罪魁祸首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认为，张扬二位将军的动机是出于抗日救国，而绝非篡权谋逆，所以希望国人能理智看待并抱有宽容之心。同时我们也更进一步认为，在事变发生之后，国内各党派、各团体、各阶层的首要任务就是共同携手稳定局势，任何可能加剧局势恶化、任何可能导致中国陷于混乱和分裂的行为都必须受到谴责和抵制，都必须立即停止下来。我们广东特使团前来西安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我们之所能协助各方实现对事变的稳妥解决，因此我们在这里正式提出‘和平解决、拥蒋抗日’的事变解决方针，并希望全国各界能与积极响应。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向张扬二位将军转告了我们的意图，并且紧急捐赠了五十万元款物用于安置流民、流亡学生和内战中伤残阵亡将士的家属。广东政府承诺，事变一旦实现稳妥解决，我们将与西北各方紧密携手共同抗日。”

谢昌云讲话结束之后，特使团官员紧接着宣布道：“特使团声明发布完毕，下面由谢昌云特使回答新闻界的提问。”

记者们全都举起了手。

处于礼貌，被官员第一个点到的是本地《新秦日报》的记者，他站起提问道：“谢特使，您不能详细说明一下你所说的将与西北各方紧密携手那句话中，‘紧密’的含义是什么？”

“对不起！这位记者先生你把后面几个字说掉了，应该是紧密携手共同抗日。所谓紧密，就是一种互相协助的密切程度，只要是为了抗日需要，能给与对方的最大限度的帮助，包括道义、经济和军事上等多方面。当然，既然是携手，也得对方把手伸过来才行。”谢昌云多少带了一些暗指。

接着站起来提问的竟是何欣怡，这明显是广东官员的一个特殊照顾。

这位姐姐搞什么名堂！有什么事回去问不行？

不说谢昌云一脸郁闷，就是坐在旁边的方鸿进和站在门口的两个卫士也都背过了脸去。

何欣怡却不理这些，只见她挑衅的朝谢昌云挤了挤眼便问道：“谢特使，广东与西安相距很远，好像也没有听说过广东与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有特别的利益关系，为什么广东要先于其他省份派特使团到西安来斡旋呢？”

“美人姐姐真够给力！”谢昌云放下心来朝何欣怡报以一笑道：“何小姐，我们先不讲大道理，你在广东当了三年特派记者，对广东的状况应该是非常了解。广东自实行新政以来在各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表现最明显的就是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广东的工业产品大多数是销往到了其他省份，而广东所需的原材料，还有对外出口的物资又大多依赖从各省份调进。就拿你挎着的这个皮包举例，它虽然是广州生产的，但是用的皮革却可能是来自西北。这些都说明了广东的经济与整个国家都是联系一起密不可分的。所以即便是从本身的利益出发，广东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产品市场和原料基地因战乱而被阻断。再深一些说，如果国家陷于大规模内战，广东也很难置身其外，情况危急时甚至会不惜采用强硬手段。如这样，广东的经济结构必将会改变，数年的心血也将付诸东流，对广东对全国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所以我们要思危在先前，防患于未然。至于更主要的原因，广东向全国的通电和我先前在声明里已经表述过，虽然我还愿意呼唤千遍万遍，但由于时间原因就不做重复了。”

何欣怡过后轮到中央社的记者提问，“特使先生，事变已经发生两天了，虽然各省和各团体发表了很多的通电和声明，但我对‘和平解决、促蒋抗日‘这个提法还是第一次听到。请问，这其中是不是包括各方解除敌对和保证蒋委员长能安全回到南京呢？”

“是的。我们已经明确的向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的代表表示了我们的意见，并且还提出要面见蒋委员长，但到现在为止还未获答复。我们认为，保证蒋委员长的安全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前提，而各方坐在一起以八项主张为基础平等协商抗日救国大计，则是妥善解决西安事变的根本途径。除此之外，我们不认同别的选择。”这是发布会最核心的问题，所以谢昌云回答的干脆果断。

“特使先生，你认为张学良和杨虎城会同意释放蒋先生吗？”中央社记者又紧追一句问道。

谢昌云用手指点了一下左腕上的手表道：“记者先生，虽然你已经占用了别人的提问时间，但我还是愿意把你的问题回答完。中国的抗战需要有一个具有全面统领能力的人来担起大任，西安的张学良将军做不到，南京的何应钦先生做不到、广东的陈济棠先生也做不到。只要西安事变的当事各方都能以民族大业为重，不过去于计较个人的荣辱，我们就一定能够看到满意就结果。”

“谢将军，你认为中央军会和东北军、十七路军打起来吗？西安会陷于战火之中吗？”有记者问。

谢昌云道：“如果自己的领袖被别人抓了，自己一方连一点必要的反应都没有，那才是让人奇怪了！但万事有度，超过了这个度，其目的和用心就要让人怀疑了。但是我相信随着持和平解决立场的阵容不断扩大，也随着各方的逐渐冷静，在西安事变后的形势还没有完全明朗之前，谁都不敢铤而走险、轻举妄动。”

“特使先生，有传言说是张扬两位将军已经与共产党有联系，这次兵谏就有共产党和苏俄的影子在里面。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呢？”对共产党偏见颇深的中央日报记者很显然在进行诱导。

不过，这确实也是一个很难回答、但是又很被人关注的问题，会场内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的注视着谢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