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地上，在付出了三千余伤亡之后，日军在发动攻击的第五天，终于迫近了石牌要塞的核心阵地。

既是核心阵地，中国军队肯定是配备了足够的兵力和火力，而且阵地正面和纵深宽大，在山高路险的地势下日军很难进行迂回，只得以不惜代价的重兵投入和集团冲锋，向中国军队阵地发起来一轮又一轮的进攻。

虽然日军的空中支援已被中央空军和四航司有效抑制，但日军的地面炮兵较中国军队还是具有相当的优势，两个师团和一个旅团再加一个山炮兵旅团的火炮总共有近三百门，以十几门几十门为一个集群，几轮射击就可覆盖中国军队阵地几百平方米的范围，给十八军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由于是在山区，空中对地面的打击效果受到了很大限制，但四航司还是有能力和手段对日军炮兵给予沉重打击。

但谢昌云不准。他必须让日军保存能够西进的实力，不但如此，就连日军的后方补给线，谢昌云现在也不许进行任何袭扰。

当然如果石牌要塞不保，谢昌云即刻就会变化手段。但他还是相信十八军能如前世同出一辙的稳守石牌，毕竟十八军目前的实力比前世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以后几天，十八军与日军在石牌一带展开了殊死拼杀，其军长胡琏和各师师长都亲临一线阵地督战，有的团长营长甚至直接参加了白刃战斗，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也将自己的指挥部与吴奇伟的江防军指挥部合并一处，设在了距石牌只有二十多公里处就近指挥，蒋介石更是连番的电报命令必须死守阵地。

而重庆广播电台和各报纸，对前线将士不畏生死、英勇御敌的行为做了广泛的宣传，其惨烈和豪情令人无不为之动容！

日军付出了数千人的代价，但仍对石牌要塞不能撼动，不得不考虑起了另外的打算。

就在这时，绥远的大批中国军队渡过黄河，向绥远东部和东北部的日伪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出击。

中国战场再次出现了敌我双方在不同的战线上各打各的局面。

这次中国军队在绥远摆开的阵容十分强大，在傅作义部提前迂回到了乌兰察布东面、切断了乌兰察布与察哈尔的张家口的通路的情况下，以骑二军两个师为主的突击部队，渡过黄河后仅用两天就攻占了乌兰察布，消灭日伪军六千余人。

接着，中国军队又兵分两路，一路向东直指张家口并威胁大同，一路向东北进入察哈尔的锡林格勒草原，逐一肃清盘踞在各旗县的日伪军。

面对中国军队的突然进攻，日本华北方面军和蒙疆驻屯军迅速的采取了对策，一方面以重兵布置于张家口大同一线，另一方面又调集了三万余人马驰援锡林格勒，试图在这一代建立一条南北走向的防御线，阻挡中国军队向察哈尔东部甚至是热河的进一步深入，在击退中国军队左翼的进攻之后，与张家口和大同的守军一起对中国军队右翼集群展开合围。

但日军绝没有料到，这只是中国军队的佯动，另一支更为精锐的中国军队此时已由北面进入了外蒙古，在深入外蒙古两百多公里之后转向东行进，在地势平缓的大草原上以每天近两百公里的速度向锡林格勒实施大范围战役迂回。

外蒙古的南部与西部不同，由于这里有日军蒙疆驻屯军的威胁，所以外蒙古在这一带设立了许多哨所，并有小股的骑兵不断进行巡逻。

所以，新一军和骑二军的一个师刚一进入外蒙古，很快就被外蒙古军队所发现，并且发生了十几起小规模的战斗。

外蒙古为数不多的骑兵哪里阻拦得住猛虎扑羊般的装甲和摩托化部队，差不多的战斗都是以外蒙军队被迅速包围后缴械投降而很快结束了。

不过，中国军队大举进入外蒙古的情况，也被迅速的报告到了外蒙古政府以及苏联驻外蒙古的军事和行政机构手中。

自苏联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协定》之后，为了避免引发军事冲突，苏联在外蒙古的军事力量主动向后撤离一段距离，在与绥远和察哈尔交界处并无兵力驻守，只有少量的顾问随外蒙古“边防军”留在那一带。

去年八月份中国军队曾进入外蒙古西部，当时一是因为获悉消息晚，而是因为外蒙古西部多为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等苏联和外蒙古派人核实清楚情况之后，中国军队已经主动离开外蒙古进入了新疆，所以苏蒙当局也就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装聋作哑并未提出抗议和交涉。

但这次中国军队再次进入外蒙古，不仅声势浩大，而且还发生了战斗，所经之处又是外蒙古人口较集中区域，不仅触及到了苏联对外蒙古问题敏感的神经，更有使这一代本来稳定的局势有失控的可能，所以苏联和外蒙古当局不可能再等闲视之了。

苏联和外蒙古当局不知事情起因，不可能找到策划者谢昌云，只有将“抗议”和谴责提交给了中国国民政府。

同时在库伦一带的苏联红军远东部队的两个师，也紧急被向南调动，战斗机和侦察机也频频对挺进中的中国军队进行了侦察和警示。

但中国的战斗机也随即开始了为地面部队提供掩护，双方的飞机时有交错，但谁都没有向对方发起攻击。

而中国政府向苏联和外蒙古当局的答复则是这是盟军中国战区前线司令部策划的一场战役行动，因军事机密无法获知详情也无法进行干预，让苏蒙当局与盟军中国战区前线司令部进行直接交涉。

“这完全是搪塞！谁不知道盟军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是蒋介石。”苏联领导人对中国政府的答复非常愤怒。

但是苏联驻华大使馆和军事顾问团、以及苏联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随即便告知苏联领导人，盟军中国战区的架构非常独特，蒋介石只是名义上拥有最高统帅的职位，军事行动的决策权实际上是掌握在拥有独立战争能力的谢昌云和美国参谋长手中。

苏联领导人这才想起了由于苏德战场的不堪局面而近期被忽视了的谢昌云。

对谢昌云，苏联实在是感到很头疼。他一面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了密切的关系，给予中共的支援甚至超过了共产国际和苏联；但另一个方面，他又屡屡挑战苏联的底线，力图削弱苏联对中国和远东地区的影响。

但同时，谢昌云的势力正在不断高涨，成为了苏联在对华关系上绕不过去的一个环节，现在对谢昌云的任何不利举动，都有可能会为苏联今后与中国的交往带来极大困难，因而影响远东的势力格局。

所以苏联领导人最后做出了军事上暂时克制，尽快弄清楚谢昌云真实意图和对苏的根本立场的决定，同时苏联政府还就这一问题向美国提出了交涉，希望美国能够运用他们在盟军中国战区的地位，对谢昌云有所制约。

根据国内指示，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在中国外交部人员的陪同下于五月十八日到达了韶关，要求面见谢昌云就中国军队进入外蒙事件进行磋商。

但潘友新在下午三点首先见到的是同样令他伤脑筋的何欣怡。

“大使先生我可以谈一下的的看法吗？”听潘友新说明了来意之后，何欣怡微笑着道。

“可以。何小姐，哦！是谢夫人，我很希望听到你的看法。”虽然知道何欣怡绝不会对苏联有任何退让，但潘友新还是想从何欣怡这里获取可能是代表谢昌云观点的信息。

对潘友新改称自己为“谢夫人”，何欣怡心里倒是产生了一种甜蜜感，相比这个更能确定她与谢昌云关系的称呼，何欣怡并不在乎从“小姐”到“夫人”所代表的年华流逝，特别是在腹中已有了俩人爱情的结晶的情况下。

“大使先生，我想问一下苏联与外蒙古、中国与苏联、中国与外蒙古之间各是一种什么关系？”何欣怡首先提出了一个潘友新没有料想到的问题。

潘友新愣了一下，立刻意识到了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质上非常不好回答。如果回答说是三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苏联又凭什么来干预外蒙古事务？苏联既然能干预，中国作为外蒙古几十年前的主权拥有国，为何就不能介入外蒙古事务呢？

但不作回答又是不可能的。

于是潘友新谨慎的道：“谢夫人，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以及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我们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历来都有阐述，为了不耽误夫人的时间，我在这里就不一一重申了。”

潘友新料想何欣怡必定会就外蒙古地位问题与他一番争论，谁知何欣怡却又是一笑道：“既然大使先生不想多说，我也就不追根朔源了，也不想让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干扰我从小就建立的关于外蒙古的观点。在我的认识里，中国军队进出外蒙古应该是自由的，如果我们的军队干扰了他们的牧场，外蒙古地方大局大可向中央政府和参与行动的军队提出赔偿，我想不管是政府和军队都回满足他们的要求的，何必为了这点事还跑到国外去救援。这件事我做主了，就赔偿一百万法币吧，足够那些牧民买二三十万只羊了。”

潘友新道：“谢夫人不必开玩笑，你也知道这不是赔偿的问题，这里涉及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主权、涉及到了苏联与中国的关系、涉及到了远东地区的稳定，我希望谢夫人能够做出明确的解释，同时也是能让我们满意的解释。”

何欣怡正色道：“解释只有一个，这就是我们的军队需要进入外蒙古，并利用外蒙古去打击日军。”

潘友新道：“中国军队可以打击日军的地方很多，为什么要选择外蒙古呢？”

何欣怡道：“因为我们认为绥远和察哈尔的日军目前应该受到打击，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假道外蒙古。如果大使先生觉得我的回答不能令你满意，你也可以去问一下德国，世界有那么大，他们为什么偏偏选择进攻苏联呢？”

潘友新道：“夫人，我不先和你辩论，我只想弄清楚谢将军的真实意图，并请谢将军立刻下令他的军队退出蒙古人民共和国，还要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谢将军如果能做到这点，我们苏联可以把这次中国军队进入蒙古的行动看成是一个意外事件，不会让它对苏中关系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何欣怡道：“大使先生，我之所以提前来见你，主要是看在以前交往的份上，想告诫你在我丈夫面前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你与我丈夫谈话的主题只能有一个，就是在现有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避免你们的军队和我们的军队发生直接冲突，并且配合我们、也就是配合盟军中国战区来完成既定的作战任务。假如你像对我一样对我丈夫说话，我敢保证你这次来韶关会毫无所获。我丈夫很忙，预定晚上七点半钟见你，他只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希望你们能够按照他的意思达成初步协议。请大使先生不要忘了我的提醒。”

潘友新终于弄清了谢昌云的企图，就是借盟军之利，使中国军队进入外蒙古冠以合理身份，也就是第一步只谈军事，不谈主权。

见到还有时间，潘友新就向何欣怡道：“谢夫人，我只是一个外交家，对美军的军事行动我不了解也无法干预，但我也不能无视中国侵犯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主权。我想请你提供一个方便，让我和大使馆沟通一下，把你和谢将军的目的转告给我国政府。”

何欣怡起身道：“我会交代的，你住的房间里的电话随时可以接转重庆。”

何欣怡离开之后，潘友新回到房间立刻让随从要通了重庆苏联驻华使馆的电话。

还没等潘友新向使馆下达指示，使馆的一名一等秘书便把一个小时前收到的苏联外交部发来的与美国接洽的结果报告给了他。

美国政府对苏联的询问和要求做了五点答复：

一、盟军中国战区的管辖范围并不只局限在目前区域，中国战区有权作出任何针对日军的战争部署；

二、在没有确认外蒙古人民的选择和中国政府的承认之前，美国政府不会认为外蒙古是一个独立国家；

三、美国不希望看到苏联与中国发生任何的军事冲突，同时也不希望看到任何对日作战的行动受到阻碍；任何苏中间的武力冲突，势必会影响亚洲以至全球的反法西斯局势。美国提请苏联政府注意，由于苏联始终没有对日宣战，导致了中国至今也没有对德意宣战，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状况，不排除其中会有某些不利于盟国的变化发生。

四、如果没有谢昌云的授权，在一些苏联急需的尖端军事技术和装备方面，美国将无法违反合同单方面向苏联提供援助。

五、在适当的时候，美国愿与苏联和中国一起，以《大西洋宪章》的基本原则为依据，就外蒙古的未来地位进行协商。

这就是说，美国目前不会干预中国军队进入外蒙古的行为，同时也不希望苏联将事态扩大化。

潘友新继续询问，但国内并没有发来新的指示。

“只通报了美国的态度，却不根据此给予明确指示，这是什么意思？潘友新不由低着头费劲的揣摩了起来。

良久，潘友新突然明白了，转达美国立场的电报，这不就是国内的态度么？

如果是这样，那就意味着自己只能在这个电报的基础上与谢昌云进行商谈，也正是何欣怡之前所强调的内容。

想到这里，潘友新不由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不是自己及时往回打了一个电话，晚上与谢昌云的谈话还不知会酿出何等结果，虽然驻蒙古红军肯定已经得到了国内指示，不会以武力对付中国军队，但自己就会以恶人的身份出现在中国人面前，这对于一个驻外大使无疑是个悲剧性的结果。

任何一个驻外使节，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前提下，都要试图以住在国搞好关系，以和平友好的形象出现，在两国如有对立的情况下，甚至有时还会表现出个人观点与本国政府的方针的某些区别，以便能够更贴近住在国一些。

这是外交界的一个通行规则，一般情况下本国政府也不会予以责怪。

因此潘友新决定晚上在与谢昌云见面时，一定要尽可能的表现婉转一些。